1973年8月23日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，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，一边射一边说Party（晚会）开始了，就有几个女店员给抓了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。

六天以后，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，而且她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，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几天当中，绑架她们的人，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，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，没开枪，她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不但如此，还给她们食物，给饭吃。啊呀，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像变成神一样的。

所以，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强烈的求生的欲望，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，甚至他们喜欢的，她们就喜欢，他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。结果她们被营救出来时，你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，相反的是，一位女士说：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，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。

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，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她的人辩护的基金会，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，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
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

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必需有四个条件。

第一个条件，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在受到威胁，让你感觉到，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，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，毫不犹豫；

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，最关键的条件，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；

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，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，完全隔离了；

第四个条件，让你感到无路可逃。这四个条件下，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，既可以是一个绑匪，两个绑匪，也可以是一个组织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。

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三个人，也可以是一群人，一个国家社会群体。

　　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

当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，对你说，嘿，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，你是什么感觉，你正感觉到生命在受到威胁。你就会认为，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，因为，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。

为什么要控制舆论，就是让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触不到第二种信息，所以它要控制笔杆子，控制舆论，这对它来说就是生命线，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它必须既会动刀杀人它也会小恩小惠，那它是高手。它就这样把这个强大的玩到海里去了，落魄了又把你玩回来。

你反覆受到了创伤，反覆创伤。一次次的运动我们都受到了创伤。每隔三五年我们就要来一次运动。为什么？就要让大家反覆地强化感受到这个恐怖。这个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就永远不得康复。